我有一位朋友，从小爱书法，曾获得过全国青少年书法比赛的大奖。十六岁那年得了一种怪病，落得个残疾。要命的是残疾的正好是一双手——那双挥洒自如的双手不见了，剩下的是一双东西都拿不了的“废手”。
“废手”是他说的。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足足三年，人瘦得只如枯柴。任什么人去劝说他都不肯出门，不肯下楼，更不肯上街。因为在他眼里，自己已不是最好，而是“废品”了。他容不得自己的失败。其实他是我哥的朋友，我跟着我哥到他那儿两次。大家在开解他的时候，我只是静静地站着，并不懂得怎么样去劝说一个人走出黑暗的，当然更不懂得这样的打击对一个平时自视甚高的翩翩少年来说意味着什么。
直到有一天，他突然自己推开房门，还提出说要到街上去走。一家人惊讶得乱了阵脚，最后还是他的小妹扶着他，走入了隔绝了三年多的世界。他说要去对面三楼的那人家，小妹也不知道哥哥为什么突发奇想，只是扶他艰难地上了六十几级台阶，来到三楼。敲开门，哥哥也不进去，只问人家能不能给几颗向日葵籽。主人有点诧异，但立即会意，转身进了另一个门，一会儿拿了十几颗籽来，放在小妹的手里，说：“还是生的，要放的话得晒干。”
“我们是拿回去种的。”路上他告诉小妹：“你找个花盆来，咱们种上几个，剩下的你收起来。”
把向日葵种下来后，他好象换了一个人似的。每天不再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了，他把丢掉的笔找回来，把尘封的墨汁倒出来，准备开始重拾以前的爱好了。
一开始是很难的，他的手根本就没办法把笔抓住，更不要说运起笔写字了。他努力地把笔拿起来，手却一直颤抖，拇指用不上力，刚一动，笔“啪”地一声掉在纸上。试了好几次，只在纸上留下三五个黑黑的墨团。他突然大吼，把笔用力一掷。笔掉在床边，他倒在床上，痛苦地哭了起来。
小妹也跟着他哭起来。
第二天，他爸爸给他出了个主意，让木工做一个工具，帮忙卡住毛笔。
工具做来了，笔能抓牢了。他侧起身，人向前倾，右手艰难地伸直，左手扶在右手的腋下，象一个扳动步枪的姿势，战战兢兢地在纸上写了半个字——他又把笔丢了。
那字真的太难看了。笔画也凑不起，连方向也掌握不住，他的才华没有了。
门又关了几天。
第七天，小妹叩开他的门，说：“哥，向日葵发芽了。”
他从床上爬起来，盯着刚吐出绿芽的小生命，呆呆地看了足足半小时。
门从此再没有关过了。
向日葵也长高，开花，结籽，凋谢又重新播种，发芽，开花，结籽。这样年复一年，他渐渐找到写字的感觉，那个木工做的工具，卡在手上，把他的手掌磨出一层老茧，但却几乎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他在写字中体验到生命的活力了，他的脸上也渐渐焕发出阳光一般的光辉。
他专攻的是当时还很少人写的《爨宝子碑》，从他的作品中，你完全看不到出自一位残疾人的手笔。他把质朴的魏碑掺入了雄浑大气，更掺入了他对生命坚强的理解。他的作品，天生有一份摄人的阳光，直照你的心腑。
这一年，他的一件作品在全国展中获奖。组委会通知寄过来，一家人都围着他和那封获奖通知。老父亲高兴得呵呵傻笑，妈妈直擦眼泪，小妹不时把通知捧到手里，细细地品读每一个字，似乎在回味哥哥十年的艰辛。
他却沉默了。
通知上申明，获奖者必须于某月某日之前到北京集中培训。说是培训，其实是要验明作者的正身，这也是中国书协针对近年来作假日盛的书坛歪风所作的努力。对于别人来说，能上一趟北京，见到那些只能在书上电视上看到的名家，是一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啊，尽管费用自理。但对于他和他的一家人来说，上一趟北京，费用是一个天文数字。况且他手脚不方便，一个人是出不了门的。
通知却写了——逾期不到者，视为放弃入选和获奖。
去，还是不去？
这天晚上，小妹扶着他走了几处地方，问了几家亲戚朋友，他们必须凑够两个人的费用。但现实的人情冷暖总是让人失望的。深夜，他拄着拐杖，站在那一盆向日葵前面，一夜都没回到屋里。
小妹又哭了。她收拾起被哥哥丢在地上的获奖通知，想起她应该做点什么。
过了十多天，县文化局的领导带着报纸电视台的记者，突然来到他家，说要对他进行慰问采访。并带来了中国文联写给他的一封信，还有全国书展组委会的获奖证书。
原来，是小妹把他的事情写成一封信，原原本本告诉组委会了。他成了当地名人，并第一个加入全国书协。他笑了，小妹也笑了，全家都笑了。
后来，记者问他，是什么力量使他走出那段失落的日子的，是什么力量使他永不放弃的？他笑了。他说，是向日葵。他的窗口，正对着的那户人家，阳台上种有一盆向日葵。在这条深巷中，阳光那么稀少，向日葵珍惜着每一缕阳光，开花，结果，年复一年。它并不因为阳光稀少而停止生长，也不会因为阳光稀少而自甘沦落。所以，我决心要找回属于我的阳光，找回我生命的向日葵。
末了，记者要拍一张他的生活照片，小妹从阳台上搬来一盆正开的向日葵，放在他的面前。他把父母和小妹也拉了过来，对记者说：其实，爸爸妈妈和小妹，才是我生命中真正的向日葵。
2008．11
